史书执笔者笔下的官员就像老鸨嘴里的姑娘般,仿佛每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贤臣,但真实又是那般的不堪。
成化十九年,即便是手握史笔的文臣亦是只能留下淡墨的一笔,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暴露了整个集团的丑陋面目。
一直以来,文臣在外交之上,一直渲染着共享太平盛世的理念。面对蒙古的时候,总是选择一昧的防守战略。
即便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求和派,至于英国公张懋等武勋早已经被奢靡的生活磨灭了血性。
所幸,成化帝朱见深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对内采用传奉官制度跟文官集团叫板,对外则敢于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
王越和汪直这个组合的出现,更是给主和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他们两人压根不相信主和派所讲述狼来了的故事,直接率领骑军直捣蒙庭,将那些被文官所神化的蒙军打得满地找牙。
自威宁海大捷后,直接是戳穿他们狼来了的故事谎言,朝廷的主和派简直将王越和汪直视为眼中钉。
成化十八年六月,鞑靼入寇延绥等处,王越与汪直调兵援助,为城墙濠沟所困,遭遇大败,史称“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宪宗增王越岁禄五十石。
不管这两人杀了多少鞑子,又保守了多少边民,但在文臣看来两人就是扰乱共享太平之福的罪魁祸首。
历朝历代的主和派都是如此,这打仗虽然不及于人,但论到要玩阴谋诡计的话,自然是手到擒来。
特别王越和汪直所掌控的大同,简直是切断了山西到蒙古的走私路线,这无形中不知是得罪了多少人。
正是如此,即便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但一场针对两人的阴谋已经悄然展开。
他们采用逐个击破的方式,以万安为首的文臣向宪宗建言:将王越调到延绥担任总兵,美其美曰:换防。
在将王越调离大同后,他们终究是掌握着军队的人事权,很轻松地将听话的永新伯许贵之孙许宁调到大同担任总兵。
由于永新伯是揭发得来的,故而没有得到世袭,但许宁亦是世袭了指挥使。累官署都督同知,现在出任大同总兵,这自然是一个大升迁。
他到大同是带着任务而来的,每事必违,且刚愎自用,跟汪直是公然叫板。
汪直是一个难得的奇才,性格中有点傲骄,能让他低头的只有皇帝,面对这个草包武勋子弟自然不能惯着了,便是架空了许宁。
只是一切早已经落入了文官所编织的阴谋之中,因大同的“将帅失和”,大同巡抚郭镗第一时间将事情捅到京城。
在此之前,科道官员们纷纷上奏章弹劾汪直,从而离间成化帝和汪直的关系。
在这一场针对汪直和王越的行动中,由于成化帝对文臣早已经失去信任,故而还需要皇宫里面的人配合。
怀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求和派,早在成化十四年,建州女真犯边,另有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兵士,汪直想要前去处理。
时任司礼监掌印怀恩认为汪直前往必然生事,遂提出派大臣前往,得到马文升迅速响应,时人称怀恩为贤监。
怀恩对汪直早已经是心生怨恨,而今自然参与进来,不断寻找机会到宪宗面前搬弄是非。
宪宗对朝堂慢慢感到失望,此时已经沉迷于修道,面对不断被攻击的汪直,最终同意将汪直贬为调往南京御马监掌印太监。
在那个时候,朱见深大概只是想要让汪直离开这个斗争的漩涡中心地带,保留着将来再重用汪直的念头。
只是文官集团并不打算到此停手,而是选择对汪直继续穷追猛打。
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有欺君罔上之罪,将还没有到南京的汪直再贬为南京奉御。不久,右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屠滽联手继续弹劾汪直,结果被罢职夺俸,黜为闲人。
在成功扳倒汪直后,另一个作战派同样要遭到清算了。
他们对付王越无疑要简单很多,王越并没有太多的圣眷,偏偏还喜欢作诗。作诗怨望是他们所能拿到的罪证,但足以让王越威宁伯的官爵,谪居安陆。
大同有史以来最强的帅将二人组自此分崩离析,王越和汪直镇守近两年都平安无事的大同,不出意外是要出事了。
在汪直走后,他们换上了一个很听话的太监蔡新,跟同样听话的大同总兵许宁和巡抚郭镛负责大同的边防。
仅是一个月后,鞑靼小王子进犯大同,仅以十人便将总兵许宁和监军蔡新诱伏,战死一千多人,大败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