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从古至今,都是每一个统治阶层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几乎是无解的难题。他伴附着权力而生,哪里有权力的存在,哪里便有他滋生的土壤。上至中枢朝廷,下至乡野角落,你总是能发现他的踪迹。而由此衍生出来的无数的灰色地带,更是数不胜数。
想要完全清除贪腐,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的祖宗很早以前就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实则上是一种对贪腐行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状的一种无奈的叹息。
李泽从很早就开始建立起反贪腐的制度以及监察的机关,但这并不会让一些人为之警惕。相反,总是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侥幸者,会以为自己的手法天衣无缝,一直到自我毁灭之际,方才醒悟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感慨。
但是这种感慨并不会成为后来者的当头棒喝,相反,那些前赴后继的家伙们,只会在暗叹一声这家伙运气不好之余,吸取倒霉者的教训,让自己的贪腐手段更加的隐诲和高级。
这历来就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像老鼠永远不可能绝迹之外,猫的任务,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做完。
李泽治下,第一个因为贪腐而被斩首的是右领军卫大将军沈从兴,位置不可谓不高,而作为李泽的最初起家班底之一,更是算得上根正苗红,一朝犯事丢了脑袋,就已经说明了李泽对于这件事情的零容忍态度,但这除了震慑一时之外,并没有让另外一些人就此收手。
而如此这样的事情之中又掺杂了一些政治因素之后,处理起来就更难了。
就像这一次的曹暻事件。
曹暻本身算不得什么,但他的背后,却是如今被称为大唐第一家的曹家。
在李泽还像一株无根浮萍的时候,是曹信选择了李泽,这才使得李泽真正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十几年来,曹氏一支坚定地站在了李泽的背后,不管是军事之上,还是在政治之上,从来都是李泽最有力的臂膀之一。
军事之上,曹信投入了他全部的力量。而在治政之上,当李泽决定要打击土地兼并的时候,又是曹家第一个分家析产,将多余的土地无偿捐献给了当时的武威节度府,正是因为曹信不顾原成德节度治下的所有老兄们的反对而率先出头,迫使诸如王家,尤家,袁家跟进,这才使得这一项政策,在武威境内畅通无阻,也为后来的新大唐的土地政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曹信是前任首辅大臣。
曹璋是李泽义兴社理论基础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如今是义兴社的三号人物。
而李泌,出身密营,并且是密营的第一号人物,担任过李泽的亲卫营统领,如今更是靖安军的最高领导者。
这样的一个家族,如果因为曹暻之事被牵扯进来,只怕立时便会在大唐政坛之上引起天摇地动一般的动静。
而这,甚至可以说会撼动李泽的统治基础。
曹信,曹璋,李泌这些人需要贪腐吗?
他们当然不需要。
但有些时候,并不是他们不想,便不会卷进这些事情中去的。
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属于被动地卷进去的。
比方说这一次在湖南行省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当曹氏商贸现身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便已经注定了,其他人也都有这个觉悟。
曹暻根本就不需要向某些人行贿,其中的最肥美的那一块肉,就会落在他的口中。
而这,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贪腐呢!
因为曹家的权势就摆在哪里。
因为地方上的官员们都明白,你可以不给,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可以找出太多的理由,曹家明面之上当然也绝不会说什么,更不会低级地去找你什么茬子来报复。但是,什么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呢?
当你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在朝廷之中得到某种支持的时候,曹家随便哪位,不经意的几句话,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将你迫切需要完成的一些东西给摁下来。而这些事情,比起让曹氏在工程之中获得更多的回报相比,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许多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地方上的民生大计,未来发展。
正是因为如此,包括行省总督钱彪在内的地方官员们,才会在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许多事情之上采取一种包庇的态度。
像钱炳,郑文珺这些人按下了如此多的侵权夺产的案子、人命案子,没有地方之上的这些真正的大佬们的默许,他们能做到吗?地方上可也是有监察,有靖安,有义兴社的各类组织的。但这些人会计较整体的得失,算来算去,发现似乎只有将这些事情摁下去,也许更符合地方上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