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孙的团宠日常 第 17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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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一口气给了这么多封赏,不仅朝臣看了眼红，张居正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朱翊钧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金银、御书、御膳、美酒……隔三差五，想到什么送什么,应有尽有。

反正他从小就喜欢给张先生送礼物,现在当了皇帝,更是肆无忌惮,什么好东西都想送给他的张先生。

他每送一样东西，张居正就要写封奏疏谢恩。

朝臣们议论纷纷，张居正便以此为由，请求朱翊钧别再给他赏赐了。

这个问题，朱翊钧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下次给赏赐的时候,就带上了次辅吕调阳，只不过每次给吕调阳的都会比给张居正的少一些。

张居正收了朱翊钧太多赏赐,想着也该送些回礼才是。宫里什么奇珍异宝都有,字画珠宝他也未必喜欢。

想着这几日进讲之后,朱翊钧总拉着他说起宣德皇帝，这日下了早朝,路过一家书店，突发奇想,进去买了一套《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把其中两卷《帝训》送给了朱翊钧,又几日，再送序、记、论、说、赋、颂、箴、铭、杂著十卷，再过几日,又送诗集六卷、乐府一卷、小令一卷。

朱翊钧乐呵呵的收了，看祖宗写的文章也觉得有趣，差点让人把小金库里那副宣宗画的《三阳开泰图》拿出来赐给张居正。

宣宗皇帝的真迹，张居正真不敢收，好说歹说，才让朱翊钧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张居正在准备一份更大的礼物送给他。

每日的进讲完毕，讲官都会陪着朱翊钧批一会儿奏折，皇上有什么要问的，他们就当场解答。

几个太监送上奏折，放在御案上，朱翊钧看了一眼，最上面那本正是张居正的。

他前日赐了张居正一壶长春酒，以为又是一封谢恩的奏疏，拿起来却觉得不对劲，沉甸甸的，谢恩的奏疏不用洋洋洒洒写几十页吧。

展开一看，却叫他惊讶不已。

这封奏疏名为《陈六事疏》，顾名思义，张居正从六个方面提出未来政令改革的方向：一曰省议论；一曰振纪纲；一曰重诏令；一曰核名实；一曰固邦本；一曰饬武备。

朱翊钧看完这六事，有些似曾相识，想起张居正曾经的一封奏疏——《论时政疏》，这两封奏疏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

朱翊钧继续往下看，张居正向他提出：朝廷上下诸多国政，这些事情繁冗而琐碎，须有轻重缓急之分。

正德至嘉靖，尤其嘉靖朝后期，许多事情耽搁，军费开支巨大，大兴土木，藩王、士绅、地主兼并土地，国家财政锐减，国库入不敷出，天灾不断，战争四起，内忧外患。

治理天下，需要有大的方向和国策，也有迫切需要处理之急务。张居正呈上《陈六事疏》，正是要解决当务之急。

省议论，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多做事。张居正在奏疏中引用了西汉申屠嘉的话：“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朝堂之上众言盈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提意见一个比一个话多，能干实事的却是凤毛麟角。()

他拿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之事举例，正是因为意见太多，迟迟不能决断，使得严嵩误国，屈服于鞑靼却还能稳居首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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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居正也给朱翊钧提供了解决方案：“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他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唐宪宗力排众议，任用裴度为宰相，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另一个是魏文侯不顾大臣上疏诽谤，坚持用乐羊征战，终大胜而归。

张居正通过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朱翊钧：“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

最后，他希望朱翊钧能告诫大臣，废话少说，多干实事。

朱翊钧抬头，看到今日为他进讲的申时行仍候在一旁，他招招手：“申先生，你过来。”

申时行赶紧上前：“陛下。”

朱翊钧说道：“你来拟一道圣旨。”

申时行一愣，他今天只是来给皇上讲课的，拟圣旨并非他的工作。

朱翊钧却说：“让你拟，你就拟。”

“是。”

圣旨是给朝廷各衙门的，尤其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俩言官部门。

“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

内容张居正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朱翊钧就是让申时行组织组织语言，以圣旨的形式写下来。

振纪纲，说的是纪律，也是法律。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大明律》，洪武至天顺时期，法律异常残酷，在这种高压环境中，官员过得战战兢兢，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

对此，张居正提出：“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

他还建议朱翊钧：“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申先生，”朱翊钧叫申时行，“拟旨。”

重诏令，在这一条中，张居正几乎把六部九卿都察院一一点名，要求他们明确规章制度，把手里的工作分出个轻重缓急，以确定处理时限，不可拖延耽误。

“拟旨。”

核名实是考核官员的名望和实干，简而言之就是考成。

一直以来，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没有明确标准，频繁调动导致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人已经调走了，事情都丢给下一任，而下一任也不了解情况，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

虽然朝廷有京察制度，但已沦为党争的工具，并无实际用处。上一次京察，徐阶和高拱

()斗得天翻地覆就足以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