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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储,字叔厚,号厚斋、郁洲居士,广东广州府顺德人,明代大臣、文学家。进太子侍讲、翰林学士,参撰《明会典》,迁吏部右侍郎,奉命出使安南,迁吏部尚书,参撰《明孝宗实录》,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迁华盖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出任内阁首辅,授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刚正不阿,在奸臣得道的局势下,力抗邪风,坚决不与宦官勾结,他心系百姓,不忍百姓赋税重压,敢于为他们说话,他敢于进谏,关心国家社稷,巧妙辅政,减少朝政危机。
梁储,自幼才思敏捷,《五山志林》中记述有幼时已显示聪慧的事情:梁储六岁时,一天不小心扑倒在地,父亲扶起他说:“跌倒小书生。”梁储应声道:“扶起大学士。”七岁时,父亲曾经出上联让几个儿子试对:“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梁储稍加思索后对道:“早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梁储后慕名到新会,师从于思想家陈献章,自此,梁储的学业大为精进。
梁储在仕途初期,只是担任经籍、图典的编撰工作,孝宗时期政治清明,人才任用也比较公正,梁储在此期间受到重用,从而不断升迁。
武宗时期,君主昏庸,政局混乱,而梁储持正不挠,有匡弼之功,武宗狎弄佞幸,先后宠用刘瑾、钱宁、江彬等几伙蟊贼,废弃纪纲法度,加强盘剥,大量驱斥和杀戮忠耿善良的臣民,导致民不聊生,动乱四起。在正德朝梁储“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刚正不阿。
兵部尚书彭泽讨贼有功,却反得罪,“以土鲁番事,本兵预置之死。”梁储力辩彭泽是被诬蔑的,导致当时的权奸也将梁储视为眼中钉。梁储直言说“有功不禄而复得罪,非社稷之福也。……遑恤其它后泽。”由此,彭泽幸而未被免官。彭泽任真定知府,当时太监仗权势,扰乱政令,“阉人数挠禁,泽治一棺于厅事,以死怵之,其人不敢逞。”彭泽以死捍卫,宦官才有所收敛。
世宗即位,彭泽担任兵部尚书,整肃部务。“部事积坏久,泽核功罪,杜干请,兵政一新。”彭泽死后,总制尚书唐龙上言:“泽孝友廉直,先后讨平群盗,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间,俾掌邦政,泽孜孜奉国,复为谗言构罢。今殁已五年,所遗二妾,衣食不给。请核泽往劳,复官加恤,以作忠臣之气。”未被采纳,直到隆庆初才得以实现,“复官,谥襄毅”。面对功臣被诬,梁储选择的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直面良心,有功之臣自当奖赏,反之则无法服众,士气也将受打击。彭泽这位大臣,先后讨平群盗,在以后朝政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若是当时没有梁储的力辩,被免官的话,那将是朝廷的重大损失。
正德帝不体恤民之苦,恣意挥霍,嫌原有宫室不足供其享乐,便降旨重修乾清宫、坤宁宫,大兴土木,后又建造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加紧搜刮。梁储恳切规谏,上《请停工疏》“分投前去各处采取大木,烧造砖瓦,但时值民穷财尽之时,猝难办集,非惟工部以为忧,臣等皆切忧之,恨无方,略以佐经费,今大工,若将前项不急之工一并整理,则合用钱粮将何取给。取之官,则官无蓄积,取之民则民已经困敝。”劝正德皇帝节民力、固国本,但正德皇帝却当作耳边风,未采纳。
正德时期,宦官专权,梁储却从不与之为伍,武宗把政事交给陪伴他的八个宦官刘瑾、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时人称其为“八党”、“八虎”。由于受到正德帝的宠信纵容,他们骄横跋扈,刘瑾借机招权纳贿、打击异己、把持朝政,朝中大臣们都有所畏忌。有的人是阿谀逢迎,与宦官狼狈为奸,有的人则是宁愿丢乌纱也不依附阉党。梁储担任吏部尚书,是吏部的最高长官,职掌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刘瑾想拉拢梁储为其党羽,可梁储坚决不依附刘瑾之流,不屈从于权幸。刘瑾便恼羞成怒,对《明会典》吹毛求疵,摘录其中的小缺点,进行非难、诋毁,梁储便被降职为右侍郎。《孝宗实录》撰写完成之后,恢复原职。“瑾憾不已,传旨改南京吏部。”直到刘瑾被诛灭后,梁储才被武宗召回京,官复吏部尚书原职,并且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
由于武宗喜好游乐,他身边的佞幸之人常引诱他四处巡游,其中钱宁和江彬是两个典型的人物。武宗本就喜好武事,江彬谈兵于帝前,深得武宗宠爱,引诱正德帝微行、后又怂恿巡幸宣府、南巡,所到之处任意索取,使得沿途官员疲于接待,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扰害。许多大臣们都谏阻,但是引发龙颜大怒,许多官员被狠狠廷杖,梁储在此事中亦多次犯颜直谏,请回銮,皇帝置若罔闻,但并未加罪于他,因为朝中政局还得倚重梁储、杨廷和、蒋冕等大臣。
正德帝听从宠幸的游说幸南海子观猎,梁储与廷臣谏言,正德帝接纳,微服从数十骑幸昌平。第二天,梁储、蒋冕才发觉,追到沙河还是赶不上,只好上疏请回銮。正德帝幸宣府,然后在应州遇到贼寇,险些丧命,梁储等甚为忧惧,急催请回銮,但是上了十余章奏疏,正德帝仍然不为所动,岁除竟然还驻宣府。一个皇帝成日游玩,不理政事,面对这样的状况,梁储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首辅的职责,屡请杨廷和还朝,杨廷和还朝以后,梁储于是礼让而位居廷和之下,不计较官位之高低。
正德帝听从江彬谗言,想遍游塞上,于是借口边关危紧,命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师前往,但是阁臣们都不赞同。梁储、毛纪泣谏,百官也哭谏,可正德帝就是要一意孤行。不久毛纪也称病不上朝。“储独廷争累日,帝竟不听。”后来,正德帝又“以‘大将军寿’肃清边境,令加封‘镇国公’。”梁储、毛纪上疏道:“公虽贵,人臣耳,陛下承祖宗业,为天下君,奈何谬自贬损。既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名既不正,言自不顺。臣等断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祸也。”说得入情入理,可是正德帝置若罔闻,巡幸宣府、大同,直到延绥,梁储等上疏十余章,正德帝都置之不理。
朱宸濠见武宗整日游嬉,朝政荒废,认为有机可趁,与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加紧密谋,不轨事迹败露,遂决定叛乱,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集兵号称10万。面对宁王宸濠的造反,正德帝却想借此事显示天子威仪,顺便再到江南取乐,便下旨御驾亲征,命阁臣草敕,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皆引疾,正德帝便叫梁储草敕,梁储深知其真实意图,不肯奉命,还力劝皇帝取消亲征。正德帝虽然大为恼火,却也知道梁储的忠诚之意,只好掷剑悻悻而去,如此逆龙鳞,确实是大大的不敬,可是面对武宗如此荒唐的行为,也只好冒死进言,敢于剑下冒死进言,确实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由此可见梁储刚正的性格。梁储虽然曾经是武宗的老师,可武宗的荒唐是众所周知,不会顾念往日的师长之情。
宗室秦王贿赂武宗的近侍江彬、钱宁、张忠等,请赐关中闲地作牧场,武宗不顾群臣反对,轻率允诺,并命令阁臣起草赐地文书。杨廷和与另一宰辅蒋冕称病不上朝,武宗非常生气,一再催促,梁储知道逃避拖延并非良策,便改变进谏方式,亲自起草敕文,巧妙地把太祖的有关禁令和秦王索地的心计和盘托出:“大学士杨公当草制,念曰,若草制恐贻后悔,不草又恐忤旨,遂引疾。……大学士蒋公亦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曰,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今日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富饶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其升地于王,王得地宜谨,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念全亲亲不可得也。王慎之,毋忽。’”武宗看罢,吃惊地说:“原来后果会这么严重!”终于收回成命。若大臣们都引疾回避此事,武宗也不会甘自罢休的,梁储深知武宗轻率的性格,再利用曾为帝师的身份,巧妙劝谏,让武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此才不至于酿成大祸。
武宗荒淫无嗣,孝宗亦无他皇子在者,皇太后命大臣议所当立者,杨廷和举《皇明祖训》,主张立兴献王长子,得到了阁臣梁储、蒋冕的赞同。但迎兴世子应由内阁一人,与中贵勋戚偕礼官前往,杨廷和作为首辅须留在朝中主持大局,杨廷和内心想留下蒋冕,帮忙处理朝中政务而让梁储去迎接新君,却担心梁储因年老不愿意前去,于是假装担心梁储年迈的身体状况,阻止其前往,而梁储说:“事孰有大于此者,敢以惫辞!”遂与定国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陆邸,此君便是嘉靖皇帝。
梁储辞官还乡,逝世时享年七十七岁,嘉靖帝念梁储是前朝重臣,特赠太师,谥文康。原配冯氏诰封恭人,累赠一品夫人,生子五人,子孙建祠于广城长塘街,题曰:文康公祠。为人醇谨谦厚,有功不垮,闻谤不辨,为官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