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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讲将1 第六十六章 欺君误国——周延儒

作者:徐夏半生 分类:其他类型 更新时间:2024-09-22 04:01:12 来源:宝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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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字玉绳,号挹斋,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之一。自幼聪颖,连中会元、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右中允、左庶子、少詹事、正詹、礼部右侍郎等职。善于迎合崇祯帝旨意,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加太子太保衔,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升任内阁首辅,加少保衔,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期间与同僚温体仁倾轧,因被言官陈赞化揭露曾私下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而辞职。后再任内阁首辅,进少师,升为中极殿大学士,他复出后,推翻温体仁主政时的弊政,笼络人心,并重新获得崇祯帝的信任。但同时也倚靠吴昌时、董廷献等亲信,结交内侍,收受贿赂,加剧了朝政的**。

清军第六次入塞大掠,周延儒自请督师堵截撤退的清军,但他不仅没有认真堵截,还不断谎报军情。还朝后,崇祯帝欲加封他为太师,但其督师期间的行径随即由锦衣卫都督骆养性等密告于崇祯帝,因而被勒令致仕回乡。不久,雷縯祚、郝、蒋拱宸等揭发其招权纳贿、结交内侍,触怒崇祯帝,周延儒被再召至京师赐死,时年五十五岁。

周延儒,出身于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先周冲号静庵先生,是王阳明的门人,官至应城知县、唐王府纪善,入祀乡贤祠。周冲的从孙周淳,周延儒的祖父,官至太康知县。周淳长子周天瑞没有功名,但周天瑞第三子周延儒却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党人交游,尤其与姚希孟、罗喻义友善,后来其学问日益精进,被三吴士绅推为“艺林之冠冕”。

年方二十余岁的周延儒,考中乡试第二十二名,他连中会元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周延儒长相俊丽,以此沾沾自喜,与同样少年得志的同年进士冯铨关系很好,曾同床共枕,后来他和冯铨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周延儒参与科举阅卷,录取李应升,被认为是选拔了一个合适的人才,周延儒迁右春坊右中允,掌管司经局。上任后力推孙承宗入阁,主持军政,后任左庶子、少詹事等职,并调任南京翰林院。期间周延儒父母双亡,他连遭两艰,杜门谢客,得以躲过天启末年因魏忠贤专权而风云诡谲的政局,在此期间,他曾给好友冯铨写信,援救被魏忠贤迫害的东林党人。

崇祯帝即位,周延儒补任詹事府正詹,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宁远、锦州相继发生兵变,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督师袁崇焕请发军饷,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大臣商议,大臣都请求动用内帑,崇祯帝不愿意。在场的周延儒揣摩上意,说:“以往边关守兵防止外敌入侵,而今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再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要学样了。”崇祯帝询问对策,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崇祯帝认为周延儒说得有道理。

崇祯帝又询问边军军饷问题,周延儒说:“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如何辄动鼓噪?此其中必有原故!”暗示骄横的武官闹事来胁迫袁崇焕,崇祯帝深表赞同。当时,大小臣工都不敢回答,唯独周延儒的回答能令崇祯帝满意,所以他“由此荷圣眷矣”。

因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指示吏部会推内阁增补成员的候选人,开出的名单包括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等人,钱谦益最有望入选。周延儒认为此番会推阁员自己如能被提名,必定会被崇祯帝点用。他除了在外廷积极活动,还走后门结好于外戚郑养性、万炜以及东厂太监唐之征作为内援,志在必得。但结果名单却没有他,也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两人便把矛头对准了钱谦益。周延儒散布流言,称这次会推完全是由钱谦益的同党把持,温体仁更是上了一道《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与钱谦益有涉的钱千秋科举舞弊案,崇祯帝召见百官询问此事时,温体仁、周延儒都称崇祯帝被钱谦益的同党蒙蔽。崇祯帝本来也希望周延儒能入阁,看到名单没有周延儒就很怀疑,于是就相信温体仁、周延儒所散布的钱谦益结党的说法,将钱谦益逐出朝廷。从此,周延儒与东林党反目成仇。

崇祯帝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从午后一直谈到深夜。此次召对与往常截然不同,翰林院记注官也不得在旁记录,所以君臣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敏感的言官还是揣测到了一点眉目:崇祯帝因钱谦益案件而暂停会推阁员,此番单独召见周延儒,显然有意让他入阁辅政。于是,言官们纷纷上疏抨击周延儒,试图阻遏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南京兵科给事中钱允鲸等人向崇祯帝揭发周延儒一向与“阉党”逆案中人冯铨狼狈为奸,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图大拜”,即进入内阁;二是“以图翻局”,即推翻逆案。周延儒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称言官所说都是莫须有之事。崇祯帝迫切需要一个能总理朝政的大臣,他很看重周延儒的政治才干,因此态度明显偏袒,对于钱允鲸等人的奏疏只是“报闻”而已,而对于周延儒的答辩奏疏却“优诏答之”,意在给言官们泼冷水,让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言官们并不气馁,御史刘之凤等人在几天之内联名上疏,对崇祯帝单独召见周延儒一事表示异议。崇祯帝只是淡然批复“不得渎奏”四字,只字未提召对之事。

到了十二月,人们对此事逐渐淡忘,崇祯帝趁内阁次辅钱龙锡引疾致仕之机,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崇祯帝又给周延儒及与他同时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加太子太保衔,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崇祯帝推荐自己的姻亲吴宗达以及同僚温体仁入阁。崇祯帝也以为温体仁“孤忠可任”,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周、温两人联手把持朝政,在幕后主使迫害钱龙锡、打击东林党;又指使锦衣卫官员张道濬等攻击内阁首辅成基命,迫使成基命辞官而去。周延儒就成为内阁首辅,崇祯帝还加他少保衔,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

温体仁对周延儒表面奉承,暗地谋夺其首辅之位,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官后,温体仁起用他的同乡亲信闵洪学取而代之,掌控人事权,又起用御史史、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心腹,处心积虑欲攻倒周延儒。于是,温体仁与周延儒的矛盾逐步激化,他们互相倾轧的第一回合,是围绕春的会试而展开的。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会试廷对第一,他的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则考中会元,同时中试的有名士张溥、夏日瑚等。

这次会试的主试官就是周延儒,按照惯例,内阁首辅因为政务繁重,主试之事应由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出任主试官的越例行为,使次辅温体仁抓住了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把柄。这次会试,周延儒之所以亲自出马,是想收罗名儒作为自己的门生,以扩大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所以秘密嘱咐各分房考官在呈卷前偷看中试封号,从中舞弊。吴伟业的本房师李明睿仰承周延儒之意,把吴伟业的卷子作为第一名,做了些手脚,终于使吴伟业高中会元。这一舞弊行为被温体仁的亲信薛国观故意泄漏于朝廷,御史袁鲸正准备具疏参论,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卷子送给崇祯帝御览,崇祯帝阅后很满意,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既然崇祯帝已经表态,御笔钦点吴伟业为会元,人们就不好再说三道四了。

当时,周延儒所提拔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都被外界认为是向周延儒行贿得官,引起舆论不满。他的子弟家人横行乡里,激起民愤,受到言官的纠弹,他的兄长周素儒冒籍锦衣卫,搞到个千户的职位,他的家人周文郁成了副总兵,都遭到舆论的抨击。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由言官掀起一个弹劾周延儒的**,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户科给事中冯元飚、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四川道试御史路振飞等纷纷上疏列举周延儒贪赃枉法、专横跋扈之事。但崇祯帝都予以驳回,当周延儒一再上疏辩解并请求罢官时,崇祯帝还温旨慰留。

不久后,吴桥兵变爆发,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在登州发动叛乱,登莱巡抚孙元化被俘,舆论哗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儒。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是吴桥兵变的罪魁祸首,崇祯帝下旨切责,将余应桂降官三级,以示惩处。恰巧这时,西协监视太监邓希诏与蓟辽总督曹文衡互相攻击,引起言官们反感,工科给事中李春旺强调,邓希诏与曹文衡互相攻讦,语侵辅臣周延儒,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盛衰的大漏洞,因此不仅督臣曹文衡可去,阁臣周延儒也不可留。在这一连串言官攻击周延儒的背后,是温体仁在暗中指使,而崇祯帝虽然都驳回对周延儒的弹劾,但对周延儒的信任也有所动摇了。

吏部尚书闵洪学是温体仁一提拔的,每做一事都为温体仁收买人心,而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周延儒身上。一时间官僚中捷足先登者无不奔走于温体仁门下。周延儒的亲信对闵洪学恨之入骨,给事中王绩灿与御史周令誉、周堪赓先后上疏攻击闵洪学,而尤以兵部员外郎华允诚最为激烈。华允诚在议论国事“三大可惜、五大可忧”的字里行间,攻击内阁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驱除异己。崇祯帝一方面下旨剥夺华允诚半年俸禄,另一方面批准吏部尚书闵洪学回籍养病,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堵住双方互相攻击的势头。并且对周延儒、温体仁躲在家中避风头的做法进行批评:“辅臣大半偃卧私第,殊非政体。”周温倾轧的第二回合,双方打了个平手。

其后,周延儒指使翰林院修撰陈于泰打着“陈时政四事”的幌子,指桑骂槐攻击温体仁。温体仁则指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盗窃科名,牵连周延儒,周延儒上疏自劾求去,被崇祯帝挽留。另一方面,周延儒的亲信给事中傅朝佑上疏,指责太监王坤“妄干弹劾之权”,而且文词练达,机锋挑激,必有小人背后主使,影射温体仁在幕后操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疏附和周延儒,由于王志道在奏疏中谈到“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引起崇祯帝不悦。

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专门为此责问王志道,王志道还是坚持他日前所说“内臣越职”的观点,并进一步把问题挑明:辅臣为王坤所参,举朝惶惶,为纪纲法度担忧。崇祯帝再三声明,遣用内臣原非得已,言官们却把参劾内臣当作护身符,王志道也不例外。在场的周延儒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承担责任:“臣等辅理无状,表率无能。”但是无济于事,第二天崇祯帝即以王志道“肆意诬捏,借端沽名”为由,将其革职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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