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刘秀鉴于原大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
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西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刘秀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刘秀鉴于大汉帝国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并且招揽大批文吏入朝。
刘秀废除大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西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刘秀以“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刘秀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不会轻易发动边功。
自大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大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刘秀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西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