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对于宦官五侯的抑制,只是为了强化皇权,并不想清除,故而对他们稍加抑制后,还由他们掌握大权。而新被重用的宦官在上台后,也同样残暴专横,鱼肉人民。中常侍候览贪侈奢纵,前后竟强夺民田118顷,住宅318所,并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住宅16区,都有楼阁、池塘、苑园。另一方面,由于宦官专权,他们的爪牙被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也更为严重。
统治阶级奢侈成风外加边疆战火又起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赤字,汉桓帝一方面对农民加征赋税,如延熹八年令郡国有田者每市交10钱为税;另一方面也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主要就是减借百官俸禄,借王、侯国租税和卖官鬻爵。
刘志的卖官鬻爵是从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开始实行的。这年零吾羌和先零羌等少数民族起义,战火波及到三辅(今陕西省中部)地区,刘志为了减轻国库的财政支出,就下诏减发公卿百官的俸禄,借贷王、侯的一半租税,同时下令以不同价钱卖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卖官鬻爵影响极坏,不仅让贪污合法化,直接败坏了吏治,而且贪官污吏的搜刮也加重了人民负担,并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
刘志经历过没有实权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权在握,桓帝就将其牢牢的抓住,不肯轻易放开。为了保证权力最大限度的掌握在自己手里,桓帝尽可能的使用所谓的“旧故恩私”,其中最得桓帝信任和器重的,就是宦官。桓帝重用宦官,不仅因为宦官在他夺取实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一切权势都直接来自皇帝,而不是他们的背景。
因此,相对于拥有强大的自身实力的外戚和士大夫,刘志更愿意使用宦官,如果宦官不令他满意,他可以随时换掉他们,而不必顾及他们的“家族背景”和“地方声望”。而在信任和重用宦官的同时,刘志对于在历次事件中都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的士大夫们,持一种极度的不信任的态度。其实也难怪桓帝不信任士大夫,他们也确实拿不出像样的成绩让桓帝信服。
梁冀专权的时候,除了李固等少数几人对梁冀进行了失败的抵抗之外,绝大多数朝臣,都充当了梁冀的走狗。以至于在清除梁冀的余党后朝廷竟然为之一空。因此桓帝认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他们要么当叛徒,要么当烈士,总之他们干不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样一来危及到外戚和士大夫们的权益。
而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等各种弊政使刘志时期的朝政糟糕至极。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太学生及郡国士人就联合起来发起“清议”。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着手打击宦官势力。
最先发难的是南阳太守成晋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汜,结果正遇上刘志宣布大赦,而成晋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汜本人,还杀了张的宗族以及宾客200多人,然后成晋才以英雄者的姿态向桓帝上奏。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案件也发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然后也是不顾朝廷的赦令,先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