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阻力中
在襄州的官场上。刘兹不是一个有气魄的胆量雄宏的官员,但他却是最坚定的新法拥护者之一。
他的决心来自对丁晋和沈启堂两位上官的认真精神的感佩。
先说沈启堂这位上差。刘兹为官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沈启堂这般不贪图私利、一心为民的官员。就拿兴修水利来说,在他以身作则的带领下,被征来的民夫也都十分卖劲,预定要五十天的工程,四十天便可竣工。
刘兹计算了一下支出,原定五十万的花费,,不过才使费了三十几万。更难得是,沈启堂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还术业精通,从一项工程便节省下十几万花销上,刘兹学到了一个道理:靡耗是无谓的浪费,如果主事者是个门外汉,对主持的工程不懂装懂,那么人工、材料的损耗是无以计算的。
再说自己的顶头上司—刺史丁晋。对于这位精明有威仪的上官,刘兹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他的年龄比丁晋大着两三倍,入仕的年资也早了几十年,但是对这个年轻人,他却有着由衷的佩服。
事在人为。好官也在人为,自己辛辛苦苦、困顿仕途一辈子,却只保住个平稳而已,可是不进不退,也够凄凉了。如果不是家无恒产,回去后难以继日,他早就想辞官不就了,因为这个百里候的父母官实在没什么干头。
曾记得,少壮时,他也曾下过决心,要好好地奋发振作一番,但是发现阻碍重重,自己的地位太低,地方上豪门太多,要想严予执法,有很多人他惹不起,要想屈法而谀人。他也硬不起这个心肠,只得学会了一个拖字,既不得罪豪门,也不昧着良心。
因此。他始终结不起人缘,也建不下政声,岁岁考绩落得平平而已,几度调任,也只是换个任所,毫无寸进。
比起同年的一些人,他倒还算是够运气的,有很多同年比他会做官。阿谀奉承,爬得快,升得高,可是下场,比他惨,因为他们攀附的靠山倒了,他们伪装而来的虚假的政绩彻底曝光,他们也跟着倒下去。
看看人家飞黄腾达时,他也曾心动过,也曾想找条门路钻钻,可是机会到了手头,他又放弃了,因为他能讨好于豪门的,定然是地方上纠纷,要他把一个无辜的百姓屈陷去巴结贵显,他实在又做不到。
但他也没有胆子敢站在受屈的一方去与豪家抗争。在他的同年中,他看过很多人,生性鲠直,不畏权势,敢于惩治任何不法之徒,但下场却很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权势的世界,得罪的人太多了,又不屑攀附有力的靠山,当别人突然发难时,只能无助地被打倒。
那些刚烈的同事很快地就倒了下去了,那些善于钻营,虽然得意一时,但也倒了下去;只有他,既靠不上那一边,也没有人重视过他,反而还能平平安安。
他不是个清官,也不是个贪官,自认也不能成为一个好官,但是多年来,宦囊仍是空空。如果一清如镜,有很多事会办不通,如果苛索太多,则立将招致民怨诟谇,因为他管的都是多事的穷县,地方上略有所入,只够用来应酬来往贵显上宪的。
好官很难做,清官不能做,贪官也不能做,他实在是感到困扰了。丁刺史刚来时,整治地方、惩戒豪门、征剿匪乱,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手法,使他很感动,很佩服,但也在心中惋惜。这个年轻人才气纵横,可惜手段太刚,恐怕难以有善终。因为他看过太多的例子。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是出乎刘兹的意外。丁晋在众人眼中胆大妄为的做法,却不仅屡建奇功,而且自身更安然无恙,朝廷数次嘉奖,乡野爱戴,官绅佩服,似乎连那些敌人都成了他的敬仰者。
这种奇迹,使刘兹百思不得其解,细细思索后,他心中似乎有了一些领悟。
原以为自己只是脑筋太死板了一点,他的处世哲学原是做官难,做好官更难。但是丁晋的作为却推翻了他的看法。
对丁刺史的一些言行作为反复揣摩后,刘兹得到的结论是做好官如果讲究策略,比任何一种官都好做。
因为,虽然清官容易致名,但也容易得罪人,获罪当道,灾祸立至;而贪官必然枉法,触法必将获罪,时机一到。身败名裂无可逃避。
做清官,做贪官,都失之过偏,为官绝不可过迂,处事绝不可过方,最佳之策,莫过做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好官,原则是要有的,但原则之外,可以视情况而委婉行事,这样。既得声名,又灵活机变,少得罪人。
刘兹自认在丁晋身上学到很多,不由得也爆发了雄心壮志,想要在有生之年来一番作为。恰此时,新法的推行,让刘兹看到了建功立业的希望。
丁田法公布后,樊关县的一些富户豪家,立即通过各种关系来走后门、攀交情,意图通过金钱收买来阻碍官府对自己田产的清查,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樊关县令刘兹。
刘兹明确而坚决地拒绝了贿赂,并声称:必将新法贯彻到底。同时,他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手下户曹何柳堂为“条例吏”,负责对新法条例的解释和执行,并抽调衙役,组成了一只维护政策实行的执法队。
刘兹的种种作为,使富户地主们认识到这个原本懦弱的县令大人已经变成一个不容易拿下的硬茬,他们顿时改变了策略,不惜代价收买那些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吏们。
这一招非常毒辣,刘兹的决心再大,也必须通过下面具体的人员去实行,如果没有了可用之人,他不过是一只端坐在县衙大堂上的纸老虎。
刘兹没有及时察觉反对者们的阴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和应对策略。虽然他临时组织了一只执法队,但因为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约束力,这些人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和那些豪强相互勾结,变成了对普通百姓敲诈勒索、坑蒙拐骗的祸害。
不过,这不能责怪刘兹,统观整套新法,连那些政策的制定者们,也没有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他们似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新法实施,是要侵夺对方的根本利益,这是最尖锐的矛盾,必将受到反对者不择手段的强烈抵制。
等到刘兹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一些官吏泥足深陷不得自拔,只能坚决地站在反对者一边;而另一些官吏看到了其中的危险,聪明地选择明哲保身。这些占绝大部分的执行人员或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或是消极怠工,阳奉阴违,使新法推行工作陷入了僵局。
这个过程中,刘兹作为主官,更是被重点照顾。他记不清楚到底推却了多少人情,拒绝了多少礼物,撕碎了多少恫吓,面对那些失望泄气的脸,他还曾经为自己的坚持而感动佩服不已,直到发现手下已无真正可用之人,刘兹才发现上当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迷惑自己。
好在,还有一个人还站在自己这一边,就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户曹何柳堂。
刘兹绝不甘心失败,他和何柳堂私下密议,准备来一次绝地大反击,甚至,他准备向刺史府求援,要求丁大人调来一队和樊关本地豪强没有瓜葛的执法人员
就在这个时候,何柳堂出事了。
何柳堂那一日本来是下乡去督察土地丈量工作的,在张湾这个地方,他被相熟的一位乡绅硬拉到家里去做客,这位乡绅也姓何,说来还和何柳堂占点亲戚关系,所以何柳堂不好推却,只得前往。
何柳堂有个嗜好是很爱吃,何乡绅便投其所好说:特意准备了半只猪腿,吊在灶上已经煮得走油了,又烫了好酒,不如吃了再走。
何柳堂被他说的口里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只得应了。
何乡绅便叫妻子煮了一只母鸡,又把火腿切了,酒舀出来烫著。何柳堂先前走热了,坐在天井内,把衣服脱了一件,敞著怀,挺著个肚子,流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